“國學”之名，興起于民國初年，是相對于“西學”而言，即中國學術之意。照傳統的說法，包括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經世之學。義理之學是哲學，考據之學是史學，辭章之學是文學，經世之學是政治學、經濟學。其實傳統學術的領域不止于此，還有天算之學（天文學數學）、兵學（軍事學）、法學、農學、地學、水利學、醫學等等。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想也屬于國學的范圍。
人類自從有歷史以來總共形成了四大文化圈：古希臘、羅馬一直到近代歐美的文化圈，從古希伯來起一直到伊斯蘭國家的閃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國文化圈。這四大文化圈又可以分為兩大文化體系：第一個文化圈構成了西方大文化體系，第二、三、四個文化圈構成了東方大文化體系。各個文化圈之間的相互交流學習，推動了人類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僅就目前看，統治世界是西方文化，但從長遠歷史看，兩大文化的關系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中國經濟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奇跡，在這樣的歷史巨變過程中，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和企業家，其管理理論、思想、方法對于現代企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不足和偏頗也日益明顯，這就迫使我們學習歷史和前人的思想，從前人的經驗和教訓中得到啟示，把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精髓與現代企業的理論和實踐融合起來，方顯得十分必要。
一、中國文化基本精神與發展
“文化”，是中國語言系統中古已有之的詞匯。“文”的本義，指各色交錯的紋理。“化”的本義為改寫、生成、造化，“文”與“化”并聯使用，較早見之于戰國末年儒生編輯的《易、賁卦、象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文化就是以文教化的思想。廣義的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即凡是超越本能的，人類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結果，都屬于文化，它包括物質、制度、精神等層次。狹義的文化排除人類社會、歷史生活中關于物質創造活動及其結果的部分，專注于精神創造活動及其結果，又被稱作“小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的先輩傳承下來的豐厚遺產，曾長期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它所蘊含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一方面具有強烈的歷史性、遺傳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鮮活的現實性、變異性，它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今天的中國人，為我們開創新文化提供歷史的根據和現實的基礎。因此，傳統文化距離我們并不遙遠，同時，它也伴隨著時代氛圍發生著蛻變。我們只有與時俱進，批判地繼承，才能正確認識自己，把握中華民族精神的精華所在。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觀念或固有傳統，長期受到人們的尊崇，成為生活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在歷史上起了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成為歷史發展的內在思想源泉，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民族延續發展的精神動力，或者說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精神支柱，其主體內容包括“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有為”、“貴和尚中”等思想傳統。天人合一的精神，激發出“究天人之際”的治學傳統和思想傳統，并成為不同時期、不同思想流派共同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追求；以人為本的精神，激勵人們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鼓勵人們通過道德修養來培養高尚的情操，成就完美的人格；剛健自強的精神，一直激勵著人們奮發向上，不斷前進，堅持與內部的惡劣勢力和外來的侵略壓迫者做不屈不撓的斗爭；以和為貴的精神，激勵人們自覺維護整體利益，堅持集體主義價值取向，滋養了崇尚中道，不走極端的平和心境，培育了我們追求和諧、反對分裂的整體觀念。這些思想觀念的相互整合，塑造了中國文化博大、精進、寬厚、務實的精神風貌。
中國傳統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和沉積而成的，具有相當成熟、相當穩定的形態，但是到了近代，經過不到一百年時間，它就大體上轉變為近代型文化。其原因一方面是西方文化沖擊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它內在智力因素作用的結果，即經世思想、變易思想、民本思想等，更主要的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需要。
隨著人們從“中體西用論”、“本位文化論”、“全盤西化論”到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探索，從建國后**、80后文化反思到近年的“國學熱”的實踐，人們才逐漸明白：建設新文化需像百川匯海一樣吸納各個文化系統的優勢和長處，建立古今中外文化的合理互補結構，方能使中國固有文化牽頭現創新，更加繁榮！
二、國學對于企業經營的啟示
中國目前的情況，尤其是企業的情況跟春秋戰國時期的情況很相近。我們正處在社會大變革時期，即公有制向民有制轉移，家族企業向股份公司轉變，如何創造能反映企業各階層意志的企業文化則顯得十分重要，筆者試圖從國學的學習中對自己的三點借鑒論述如下，以期引起大家的啟示、探討。
（一）辨證法與企業經營
辨證法主要就是講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和相互轉化的趨勢。“周易”中說“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含義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的雙方——陰陽組成的，世界是無限可分的，只是沒必要分得太細，那樣成本太高了，有六十四卦就夠用了。《周易》的核心就是講變化，矛盾著的雙方，一方面是相互依賴、相互統一的關系，即“陰”離不開，“陽”也離不開“陰”；另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它們會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晚上到了極點向白天轉變，白天到了極點向黑夜轉變。
這個原理告訴我們：高貴者有時最愚蠢、卑賤者往往最聰明；“居安思危、居暗思明”，積極創造條件促進矛盾雙方的轉化，變“要我干”為“我要干”；根據矛盾雙方轉化情況形成一個動態的相互制衡機制，也稱為制度，即企業老總始終要協調和員工、顧客、合作伙伴不斷達成均衡的能力，加強彼此的約束。
儒法互補，內圣外王，這就意味著企業的領導都必須樹立辨證意識，中庸處事、外柔內剛。儒家強調教育顯然更適合平常狀態下的管理；法家強調政府的作用，顯然更適合緊急狀態下的管理。但在儒法之間，儒家永遠是指導思想，它可以有鑒別、有改造地利用法家。儒家承認人有認識世界的能力，承認政府存在的必然性，但認為不受制約的權力會走向極端，主張對政府權力加以制約。而這兩點又恰恰是法家學說的弱點，法家的一大優點是把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揭示得淋漓盡致，特別適合于緊急狀態下的管理。因此，應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有節制地對法家思想加以利用。
儒家思想重教育，主張中庸之道，顯得比較柔和，易緩和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官和民之間的矛盾，更容易被社會普遍接受。
（二）儒墨道法與企業管理
儒家的文化建設高屋建瓴，在繼承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既強調適應時代的變化，又強調深深扎根在民族的土地上，對企業理念的確立和企業文化的建設很有幫助。孔夫子認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惠而不費”，即讓老百姓得到了實惠而組織又沒有什么花費，這就是管理的效益最大化，即以盡可能少的代價取得盡可能多的成果，這是一個具有共同性、普遍性的經濟原則。現在企業普遍使用的承包制、計件工資、事業部制不都是這一思想的運用嗎？在如何提升領導者的素質方面，孔夫子主張領導者首先要有一顆愛心，即“仁者愛人”，要“泛愛眾”，“選賢與能”，領導者應嚴于律已、寬以待人，要取信于民，不要見“義”忘“利”。
法家的制度建設，偏重于人和人之間利益的對立性，主張人性自為，堅持君臣異利，從最壞的角度思考問題，對克服人性之弱點，建立完善的企業管理制度很有幫助。
道家的思想對處于弱勢狀態的企業或人很有幫助，有助于撫平受傷的心靈，對如何醫治群體里的不得志分子，醫治強者弱勢狀態下的不平衡心里很有幫助。
（三）無為而治與領導藝術
“無為”是老子思想的精華，曾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然而，“無為”的含義卻一直被許多人誤解，其實，“無為”在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動”，即不能勉強行動，強制而為，應順其自然，委婉導之，因勢成之。
作為企業的領導者，如果能深刻領會老子所說：“為無為，則無不治”，真正按照“無為”的原則去做事，那么，在實際工作中就能做到事半功倍，指揮有方。
實施“無為”的領導藝術必須堅持三個原則：不能事必躬親，不能領導越位，不能妄加干預。具體來說，就是管理者不能事無巨細陷入事務主義，要出主意，選能人，訂機制，各方明確職責，各司其職，各盡所能；要干好自己該干的事情，不能包攬其它領導及下屬分內的事情，重點抓好決策、執行、檢查三個環節，主要處理自己層面應抓的突發事件、非常規事件；再就是要減少管理，不妄加干預。要適度授權，合理分干，充分信任他人，把主要注意力多放在結果上而不是方法上，給下屬一個空間，使下屬能夠職、責、權、利相統一，從而心情愉快地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要做到真正的“無為而治”，則需要領導者具有一定的認識修養和氣度。首先，要學會“懶惰”一點，決不能日理萬機，其次要相信下屬，要信任部下優于自己，多給其搭建“平臺”，多給其表演機會，增強其責任感，培養其早日超起自己才是最大的成功；再次，要減弱權利欲望，既“精明”又“高明”，含得將一些利益性的權利授于他人，自己才能抽身謀大計，嬴得人心，多出成果；最后，還要完善制度，適時預測分析，完成規劃、機制，形成一套分工明責、監督有序、考核公平的管理制度，使企業的工作一切正常運轉，自己方能“無為”。只有此時，領導者才真正能體察到“無事一身輕、瀟灑走一回”的感覺，收到“無為而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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