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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管理對象始終是新的，且在更新中，所以管理者必須得學會創新。如果不是為了適應新情況、新問題管理也就沒有創新的必要。而從這個意義上說，管理之所以要創新，是不斷更新的世界對管理者的客觀要求。誠然，能否創新也是“事后諸葛亮”能夠轉化為“事先諸葛亮”的前提。管理創新為何會起到這種作用？因為只有把管理建立在創新基礎上的時候，管理者才能走向經濟未來，才能應對不斷產生、不斷變化的新情況，才能解決不斷產生、不斷變化的新問題。誠然，這也不是說一旦實現了管理的創新就一定能夠收獲一個美好的經濟未來，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能實現管理創新的管理者一定不會收獲、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未來，也就不要說收獲、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美好的未來了。

??何謂管理創新？管理為何必須得創新？如何實現管理創新？創新的前提是什么？創新為何是管理的本質？

??01·須搞清管理的性質是由管理對象的性質決定的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管理界開始有了要求創新的呼聲。但筆者不能不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了解什么是創新、什么是管理創新，企業的管理為什么必須得創新。至于說管理如何才能實現創新，管理創新的目的、路徑、方法和都需要具備哪些條件等等，可以說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領導人都知道、都能夠具備、都能做到了。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就是到現在為止，還有許多人認為，管理是由西方傳入的，還有人認為作為科學，管理沒有國界，是一門可以普世的科學。

??管理學難道不是一門可以普世的科學嗎？是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如果要問“為什么”？當然是由管理對象的差異性決定的了。什么意思？就是說由于被管理的對象千差萬別，這也就決定了世界上必須得有千差萬別的管理學、管理理論。

??曾經有一位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教書的教授跟我較真，并撰文說——《不要給管理戴上“中國式”的高帽》。為此我寫了許多文章予以批駁，并在價值中國網引起一場關于“是否存在中國式管理”的大討論——“存在方”最終取得了勝利。

??憑什么說“存在方”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因為管理科學的性質是由管理科學的研究對象決定的，而不是由管理科學的性質決定。兩者難道還有區別嗎？是的。不僅有區別，而且還有本質的區別。請問，是科學決定了研究對象的性質還是研究對象的性質決定了科學的性質？當然是研究對象的性質決定了科學的性質了。否則，形形色色的科學名稱又根據的是什么呢？這本來是再簡單也沒有的道理了，可是筆者就是搞不清楚，許德音教授為什么就是不承認有“中國式管理”存

      當然，他是有根據的，而他的根據就是——“知識是沒有國界的”。大家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而只有“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能取得最后的勝利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正由于如此，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了世界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經驗和教訓之后才指出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理。難道管理就不存在著一個“中國化”的道理了嗎？為什么當人們把一些西方管理理論引入中國以后會存在著一個“水土不符”的問題？

??02·總結經驗或管理的經驗的意義就在于吐故納新

??最近，我聽說許德音教授已經離開了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如果沒有猜，恐怕與他的理論與中國、與北大“水土不符”亦有聯系也。誠然，筆者也沒有說“中國式管理”業已自成體系，與“西方式管理” 已經構成了對立關系，而是說無論是“西方式管理”還是“中國式管理”都存在，其性質是由管理對象的性質決定的，而不是由管理科學的性質決定的。請問，物理學、化學、數學、生物學、醫學、文學、歷史學、經濟學的性質是由誰決定的？當然是由研究對象的性質決定的。

??如此，筆者想說明一個什么問題？筆者想說明的是，無論它是一門什么科學，只要是科學，它都必須得與具體的、有所指的、研究對象的客觀實際相結合，表現為理論創新。反之當然也就說明，凡是不能與具體的、有所指的、研究對象的客觀實際相結合的，勢必逃不出“偽科學”的命運。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亦然。請問，用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為什么就解釋不了“水星近日點的涌動”而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才能夠解釋？道理很簡單，因為牛頓的研究對象是有限的。

??西方管理理論要想在中國有價值就必須得面對中國。大家知道，佛教之所以能夠進入中國，曾進行過多次改造，何況是某種管理理論乎？佛教難道就沒有“中國式”與“印度式”或“大乘”與“小乘”的區別了嗎？既然如此，他們為什么非要否認有“中國式管理”的存在？難道管理理論就不存在著一個入鄉隨俗的問題？如果存在，作為管理者的我們，為什么就不能正視之？而令人遺憾的是，現在總有那么一些人，動輒就拿“日本式管理”或“美國式管理”來說咱們中國的事。

      為什么要討論這些問題？因為筆者想告訴讀者有以下原理的存在，那就是人們常說的“一把鑰匙只能開一把鎖，而不能開多把鎖”。就算有人能制造出一把“萬能鑰匙”，用它也不可能打開所有的鎖。怎么辦？可以說沒有比“創新”或“管理創新”更好的路徑了。什么叫創新、理論創新、管理創新？我的回答是，創新就是不能拿歷史上曾經有的經驗來說現實意義上的事，理論創新就是不能用某種理論來判斷社會實踐的是非，管理創新就是根據新情況、新問題來改變管理方式。

??03·因經濟在自我更新，所以管理就需要不斷創新

??上述我們講到，我們所了解和認識的這個世界每時每刻都在自我更新的過程中，是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任何政府都無法改變的，也就不要說逆轉了。借用一個名人的一句話說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與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政黨姓什么、叫什么有一定的聯系，但肯定沒有必然聯系。正是由于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筆者才在不少的文章中說，所謂“依法治國”其實是一個偽命題。為什么？不為別的，就因為它是一種在扼殺創新的理念。

??第一，法律始終滯后于已經形成的、偉大的社會實踐。經常會在新聞中聽到有以下事實存在，那就是對某一事物的評判缺乏法律依據。于是便有了“法不禁止”者“都可以做”的事態的發生。第二，每一個人、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國家都有與之不同之處，用同樣的一種法律對不同的人和事進行約束，肯定有不相適應之處，從而出現偏差，否則就有削足適履的嫌疑。第三，法律只能懲罰違法之人——因為法律是道德底線。第四，目前的法律基本還不能代表弱勢群體的經濟利益。

??如是，作者是否在說，就連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也不能代表“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是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是由能夠代表弱勢群體基本利益的體力勞動者起決定作用。于是才有了“三個農民工成為人大代表”竟然會成為新聞的怪象。大家不妨設想，三個農民工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能夠代表了2億農民工的權益嗎？就算能，他們能否決了不能代表農民工權益的提案或決議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怎么辦？筆者以為，最好是用科學管理這個經濟杠桿。

      管理難道還能解決連法律、法律都解決不了的問題？是的。第一，管理始終產生于社會實踐的最前沿，它不但先于各種法律、法律產生，而且始終都能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第二，由于管理先于社會實踐，能夠在與之相關的法律和法規還沒有制定、頒布錢就已經開始，所以它不僅能夠與社會實踐相結合，而且勢必能夠解決法律和法律解不了的問題。第三，由于管理的目標始終都在瞄準未來，這就為管理賦予了創新的本質。第四，不斷創新，使管理獲得了能不斷播種未來的屬性。

??04·創新永遠是包括管理在內一切科學的共性特征

??請問，提出了所謂“依法治國”理念的人用已經成為《法典》的法律、犯規能對正在行進中的轟轟烈烈的革命實踐進行指導嗎？大家不要忘了有以下客觀實際的存在，那就是先有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活動，而后才有法律、法規制定與頒布！如此當然也就說明，任何一種所謂法律、法規都不能面對不斷出現的新情況，都不能解決不斷涌現的新問題。可是，筆者不能不說的是，管理，尤其是在社會實踐活動中鍛造出來的管理，就能面對不斷出現的新情況和能解決不斷涌現的新問題。

??在這里我要說的是，管理的本質就體現為創新。為什么？因為管理就是為了迎接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而產生出來的一種東西。什么意思？就是說，如果不是為了迎接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我們也就沒有創立管理這門科學的必要了。大家不妨設想一下，已經發生和經常會發生的事物，還用得著去對它們進行管理嗎？回答是否定的。這是因為，如果它是一個經常發生的事物，人們早就會對它們進行“流水線化”的或者說是“機械化”式的管理了，還用得著所謂“管理創新”嗎？

??比如，為了應對候車的人多，人們自然會想到多修建一些候車室；而為了讓人們有序地上車，人們又會想到多修一些站臺和進站口。如此，誰又能告訴我說，修候車室、修站臺、修進站口的行為是一種管理？是一種“科學管理”？回答是否定的。可是，如果能解決了無論有多少人都能安全、順利候車、進站、上車的問題，那就能稱得上管理。當然，如果還解決了在刮風下雨或地震、戰爭狀態下也能讓旅客安全、順利候車、進站、上車問題時，那就有點“科學管理”的味道了。

??當然，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管理比筆者上述講的還具有挑戰性，比如，如果能夠提前、科學、準確預測某種狀態要到的時間點，那就更是一種具有“科學管理”性質與意義的管理了。如此，筆者又想說明一個問題？筆者想說明的是，真正意義上的管理是一種能夠不斷地去迎接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過程，而決不是一中只能解決、處理常態化問題的過程也。誠然，要想做到這一點還需要有能夠科學預測經濟未來的作用，因為一個沒有預測能力的管理者談不到“迎接和解決新問題”。